我看阮義忠的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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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在台南以及宜蘭的兩檔展覽看下來,這個納悶更深了!爲什麼,阮先生拍攝的影像裡,只有兩種人:名人與無名氏。仔細地觀看他所拍攝的影像中的人物,絕大部份都是「我經過,我看見,我拍攝。」「紀錄」,遠比「紀實」更為貼切。那麼,這張影像對拍攝者的意義在那裡?對被拍攝者的意義又如何?這張影像又如何構成攝影者的思想和觀看者思想之間的橋樑?為什麼攝影師非得拍攝這張照片?有什麼非得拍攝不可的理由嗎?
我看到的,卻往往是攝影機的冒犯與侵入,如展出作品中這件《四季》系列中的作品。小女孩褙著孩子,一手拎著提包,另一隻手捂著臉,她的頭低垂著,顯現她是意識到照相機的存在,並且在極不願意被拍攝的情況下被當成攝影師視窗中的甕中鱉。那麼,這樣的一張影像表現出什麼?這位女孩深層的屈辱!我不知道,這樣的影像究竟與人文精神有何關聯?它到底在關懷些什麼?試問,我們生活在那個年代,我有台相機,我身爲觀光客,我拍出來的影像,會與這些影像有所不同嗎?如果,我們把阮義忠的名字那掉!它跟路人甲、路人乙的風格,是否會有不同?
再拿另一張《人與土地》系列中的這張來談。男人在溪裡裸身洗澡,他的背後的橋墩上有一隻牛正俯視著他,顯示他的身份可能是老農,但老農發現有人盯著他看,並且拿起相機拍攝,倉遑中,他本能遮住下半身!攝影師就是在此時按下快門,然後,哈哈大笑地做個手勢,洋洋得意地離開!因爲,他獵取到一張好的照片!只留下滿臉錯愕的老農!
約翰伯格曾說:「要說窮人比富人更接近現實,是陳腔濫調。而且是頗為紆尊降貴的陳腔濫調,它所暗示的是現實的粗俗、物質、野蠻和身體性。因而它暗示現實與精神—窮人被排斥在外。」如果說,人的面孔是自我的意圖與外在世界的要求而生的一種社會化的產物,這產物,必包含著自我與歷史;然而,我在阮先生一張張攝影作品中所見到的時代的容顏,無論是孩童,少年,婦女與男子、老人,竟然絕大部份都是驚人的相似!或許,映照出來的,是攝影師一人的容顏。
當藝術從神本進入到人本社會。藝術的本質也發生改變。我們可說,當今評判ㄧ件藝術作品的準則在於:這件作品是否有助於人類在現代世界要求他們的權利,並藉此提出人類的本體權利問題。好,就算,我們不要求如此,至少,本著人文關懷精神,我們把這些無名氏的名字,還給他們,一如呂楠在《被遺忘的人》中,把所有他想說的,都透過攝影表現出來,但他仍在每幅影像旁寫下他、她的名字,他們從何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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