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攝影與社會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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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佐‧馬丁斯的【第三幕:享受貧窮】,原本就被預設是為了西方觀眾、藝廊及美術館而拍攝,那麼,在製作之初即帶著明顯的「人道主義關懷」動機,以及「喚起廣大同情心與中產階級良心不安」預謀的這部紀錄片,究竟能為剛果觀眾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由於國際機構對於媒體和視覺再現的控制,與該部影片有著切身相關的剛果人民,他們中的大部份人,很可能永遠也無緣看到這部影片,更談不上思考影片中所提出的各種問題了!如果以此來看沙國女導演海法阿爾曼蘇爾這部成功描繪沙國女性普遍被壓抑,卻從未在沙國上映的影片【腳踏車大作戰】的境遇,不也正是相同? !

就如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的痛苦》所言:「直接描繪他人的痛苦早已是不可能,其冒險者所從事的,不過是同情心的中立表白。」

曾以《飢餓的蘇丹》獲得普立茲獎的攝影家凱文‧卡特嘗言:「因為當時爆發傳染病的緣故,當時在蘇丹進行饑荒採訪工作的新聞工作人員被限制與當時的居民有所互動,雖然覺得自責,也只能趕走禿鷹,而將飢餓的小孩的命運,交與上天。」

然而,這些從世界各地帶回驚心動魄影像的攝影師們,多數都因為親眼目睹這樣的慘景卻無能為力而終生飽受恐懼夢靨的纏繞,為了逃避良心的折磨,他們中有人淪為酒精與毒品患者,至於拍下這張千古傳頌的經典畫面的凱文‧卡特,33歲那年自殺,他在遺書中寫著:
「我被殺戮和遍野屍首的生動回憶糾纏著,以及怒氣和飢餓兒童的痛苦所糾纏折磨。」

所以,意識到這一點的倫佐‧馬丁斯,選擇了以「後紀實時代」(Post-documentary Era)來創作紀錄片,雖繼續描繪處在剝削壓搾的社會環境中的受害者,卻也自知這樣的作為仍是徒勞無功地試圖改變他們的生活。最後,他在剛果河上揚帆起航,留下唯一的信息給這塊飽受摧殘的土地:「享受貧窮!」,因為它包含了一種:無力改變且注定要持續下去的狀態。

相較於倫佐‧馬丁斯的聰明,我卻更喜愛瑪莎‧羅斯勒這位藝術家的作為。

正因為當今紀實攝影可以繼續從事的社會改革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領域,要想形成一種批判的攝影,成功地避開政治上正確的陷阱,已極端困難!特別是當這些作品最後得進入到美術館或畫廊中展出的時候,無論是策展人、藝廊老闆,還是觀者,都指望在那裡遇到的是對於深刻的社會變革並不很激烈與熱心的作品。

所以,要想進入商業或官方主持的藝術體系,藝術家往往在引証的策略上,必須不要太活躍、政治立場不要太尖銳與活躍,創作過程,不應該成為政治本身,必須保持在藝術的語境之下,就算是它必須是一種批判的實踐與反擊,也必須很容易地被主導的意識型態體系所吞沒,最好是模稜兩可……,除非,社會已具備成熟面對的條件。

一如瑪莎‧羅斯勒而言:「在沒有社會進步的模式,沒有隱含地通往更美好之地道路的地方,任何把自己稱作『為結構性的不公正提供証據的社會紀錄實踐』,根本不可能繁榮蓬勃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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