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陋的中國人

捷克總統哈維爾以作家之身擠身世界政治舞台,當年曾經令不少藝文人士大吃一驚,他們恐懼政治的黑暗與骯髒將使得藝術之美蒙塵,事實卻證明,捷克人民成了東歐國家中最富人文氣息與教養的民族。他說: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麼是健康,承認人生的黑暗面,從而產生責任,才能激發人類的潛能,重新獲得自尊。他並且強調,良好的政治理想都與文化有關,但是不少知識份子卻自以為參透了世界的奧秘,人生的真理,做起模範天下的至聖先師,卻在思想上形成一言堂,在政治上謀求獨裁,很多醜惡的獨裁者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卻以迷人的呼喊迷惑人心,造成天下蒼生大亂,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識份子不是自以為是,而是胸懷若谷,虛心納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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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哈維爾批評捷克知識份子的這番話與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書中批評中國人的話語──欠教養,吵雜髒亂,窩裡鬥,死不認錯以及自傲又自卑,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更恐懼獨立思考能力,不問是非,喜歡一窩蜂發飆,非得將這個充斥了醬缸蛆,以豬八戒的五齒鈀亂築的中華民族徹底改頭換面不可──相比較,哈維爾的批評真是含蓄多了。

不過,當我在二OO二年的今天重讀柏楊先生寫於一九八O年代的著作的同時卻發現,柏楊書中所說的中國人的弊病在二十年後依然一個模樣。雖然不能說柏陽先生精通命理已經參透天機──書中柏楊曾自言在獄中學過算命,甚至自詡出獄後將靠算命維生──但是命中率如此之高,也足夠讓我將柏楊當做鐵口直斷的神算子!

但是,等到我再將《羅素全集》中的〈中國國民性的幾個特點〉讀過後,發現中國人的缺點不僅在柏楊口中早已經朗朗上口,就連遠在一個世紀前的英國人羅素也對中國人的習性瞭若指掌;羅素這麼形容中國人:「若問中國人:『終身栗碌,專為防禦日後的禍患,這是值得的嗎?犧牲一切目前的享樂,以思慮未來莫須有的災害,這是合算的嗎?我們竭盡一生心力去建造一所大屋,自己卻沒有居住在此的餘閑,這是應該的嗎?』中國人面對這幾個問題的回答皆是否定。所以貧窮也罷,擾亂也罷,中國人都可以置諸不問的;但是為了補償這種苦痛,中國人卻學會享樂的本領:嬉笑,沉湎酒色財氣,高談玄哲;在我所認識的民族中,中國人──無論哪一個階級──都非常善笑;中國人把什麼都當作遊戲,一場爭吵只要把手言歡便沒事了。」

在羅素這篇文章中更引起我震驚的是他提及中國人普遍有一種「群體騷動」的性格,使得前途難以預卜,並且鬧出世界上最大的亂子出來。當時羅素指出中國的拳匪之亂以及枚不勝舉的騷動事件的發生,都是出自中國民族性裡的「群體騷動」性格,同樣的隱憂柏楊也特別指出,並以「一窩蜂發飆症」來形容中國民族性裡的狂熱特質。

柏楊指出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中國人喜歡藉由群眾的聲音來壯大自己,或者隱藏在團體之中以推卸責任,群體或團體一旦被獨夫控制,大家就變成西藏的犛牛,挪威的旅鼠,活活地害死自己。病態的野心家得靠盲從的奴隸支撐,若非中國人潛在的集體發癲發狂本質,怎麼會造成中國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群體之間的血腥屠殺?但是,令我不解的是,無論是對中國文化有極深了解的羅素,或是穿梭於腥風血雨的中國歷史間尋找解答的柏楊,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中國人的個人主義比起西方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為什麼個人主義發達,鎮定安閑的中國社會一個風吹草動就轉變成亂衝亂撞的無頭蒼蠅呢?

性情隨和、忍耐力超強的中國人一受到激怒剛開始忍讓,若激怒轉成憤怒,甚至引起眾怒,憤怒的群眾力量變成一把無尖不摧的利刃,將一切阻撓他們的人事物都視為眼中釘,無論是非對錯,不計代價也非得將對手連根摧毀不可;針對此個性特質所造成的民族戕害,史書的編寫與歷史教育的傳承只紀錄事件本身發生之源頭與結果,卻沒有更進一步問:為什麼安靜的中國人會默許甚至支持狂暴的義和團?願意選擇以這種集體暴力的方式去表達他們心中的憤怒?反抗西方的侵略?而不是以一樣寧靜的方式來革新國家?由義和團事件本身延伸出來的思想、觀念、制度、教育以及文化等各個層面的全面反省與檢討卻似乎從來沒有在我們的歷史教育中出現過,反而處處強調商鞅王安石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變法失敗以及失敗後的悲慘下場?充斥著內鬥與戰亂的中國歷史裡究竟包藏了什麼根深蒂固的禍源?我不由得想起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故事《誠實的賊》。

面臨失業命運的亞斯在酒店裡遇到酒鬼流浪漢里昂,因為同情而送他一瓶酒,結果里昂自此以後像黏皮糖般跟著亞斯;亞斯幾次想要告訴里昂他自己也是自身難保,但是每次看到里昂哀求的眼神與破濫的包袱又不忍心,只得將心底的話語又給吞嚥回去。亞斯失業的那天,他高興地以為終於擺脫了這個包袱,心理卻又覺得不安與寂寞,回家後看到喝得昏昏沉沉的里昂等他回來,亞斯心中突然湧起活下去的勇氣與理由,他決心改造他的患難之友──酒鬼流浪漢里昂──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亞斯為此用盡心思與精力,里昂卻依舊如故。

某天,亞斯僅存的值錢東西──藍格子馬褲不翼而飛,亞斯傷心欲絕地希望里昂告訴他真相,里昂卻矢口否認,自此以後,亞斯每次出門前必定鎖上衣櫃,直到有一天里昂對亞斯說:「你已不再是以前那個信任我的亞斯了。」里昂自此再也沒有回來過,亞斯為此後悔不已。

五天後的冬夜里昂再次出現,病重的他臨終前說出一直想說的那句話:「那條馬褲是我拿走的……。」亞斯握著里昂的手說:「我相信上帝會原諒你的,你可以安心地去了……。」

對於同樣生活在封建帝制時代下的杜斯妥也夫斯基來說,將對自己、對家人的愛轉化為宗教之大愛,犧牲自己、惠澤他人,造福社會,這才是人性最高的美德,才能造就平和善良的社會,這種大愛不分貧富貴賤都應身體力行,並視其為人間至高的公理與正義;杜思妥也夫斯基的這個故事或許已經說出了中國至今紛亂頻仍的原因是自私自利,漠視他人。

同樣生活在封建社會中的中國人,五千年的文化只孕育出:「以德報怨何以抱直?」,竟然沒有孕育出寬容與憐憫的思想與舉止,反而造就出缺乏同情心,貪婪、怯懦的中國人,柏楊《醜陋的中國人》書中提出,孔子連「真」都不敢說,說不出口,反而見風轉舵將「真」說成「直八」,說成「直八」之後又要自圓其說,教導弟子仲由說他的行為不叫說謊,因為這是認真不得的亂世,認真的人只能活活餓死,簡直是以說謊為明哲保身之必要手段,後世儒者(奴者)還要後人世世代代奉行儒家的「識時務為俊傑」的思想,簡直無恥至極。

這種死不認錯,既自卑又自大的心理,視「功成名就」為正途,造就出一批批以為「擁有權勢與榮華富貴」就可以光宗耀祖;以為「穿金戴玉、坐擁名牌轎車」就是高人一等的社會名流;如果這些社會名流有一天淪為杜思妥也夫斯基故事中失業的亞斯,他們是否還會一如亞斯般費心思地照顧比自己處境更不堪的流浪漢?如果我們是偷了那條藍格子馬褲的里昂,我們會不會一如里昂在生命垂危之際良心發現,堅持拖著最後一息游絲告知亞斯真相?

我的一位朋友很感嘆地說:「以前台灣人自傲的理由是:我們有錢。如今似乎連這個唯一的理由都不存在了,真不知道在這個混亂的年代裡我們如何安身立命?」聽到這話以後我覺得既駭然又難過,台灣居然將有錢視為足以自傲的理由,這還是出自一位對於文化藝術頗有研究的朋友,可見我們的文化並沒有教育出真正的文化人,而是教育出一群勢力且眼光短淺的拜金主義者;如果我們不了解人間真正最可貴的其實為素樸的愛,沒有大道理,只有憐憫與寬容,就無法在我們的社會產生一如亞斯與里昂之間的情誼。一個彼此不珍惜彼此的社會裡,如何能夠誕生真正的民主、法治?一切不過是海市蜃樓,徒具其名不具其實的空殼子而已!更不要奢談什麼文化建設,藝術創造,落實自由民主人權了。

寫到這兒我就不能不順便提起一位法國版畫家杜米埃( H. Daumier , 1808~1879),他以〈二等車廂〉等作品諷刺法國的司法、政治,中產階級,婚姻制度,以及傳統道德,就連被《拿破崙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條中明文規定的女性價值:「女性的存在是為男性繁衍後代,她的作用就如果樹於園丁。」也被他拿來大肆嘲笑一番。如果十九世紀初期的中國畫家文人已經可以將歷代皇帝,滿朝文武官員,縣太爺的畫像,以戲謔、嘲諷、批判的方式展露於眾人面前,並且上至貴族下至平民看了莫不開懷大笑,形成一股自由活潑的思想批評風氣,柏楊先生到了一九八O年代也不須動手寫這本《醜陋的中國人》,更不會在將近兩個世紀後的中國遭到逮捕下獄文人圍剿的恐懼;中法俄英捷克幾番對照比較,怎會不令人萬分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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