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爾那把小提琴尚留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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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怡平,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巴黎索尔本第一大学电影电视系博士候选大结业。通晓法、日、英、德、拉丁文,是个热爱电影、欣赏艺术、崇尚旅行、喜爱美食与、音乐的“生活艺术家”、专业影评人、旅游文学作家与文化评论者。曾出版过《隐藏的美味》、《巴黎•夜•爵士》、《巴黎电影院》、《她的故事》、《安格尔的小提琴》等。

其实那天早晚采访彭小姐两次,近距离采访两三小时后,发现她不似书封照片上那般孤傲,而且口才奇佳,不仅讲到出身台湾眷村的那种孤独感、父母对她的教育、她对母亲的爱,还讲到在巴黎遇见的人与事、她的写作、她与电影的渊缘。她年纪轻轻,却写出了十来本书,她说有生之年一定会拍出她自己的电影。一个从台湾眷村走向巴黎繁华都市的女孩,从学习到生活再到事业,她的视野从浅表迈往深邃,她的人生也从而在写作中积淀出智慧的光芒。

《安格尔的小提琴》寄寓了她对现代人在谋生意识太过强烈的状态下迷失幸福感的一种担忧,她也希望更多中国人能正确审视目前的生存状态,明白自己真正想要过的生活,勇敢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

范典:出过那么多书,有人会给你贴标签,你怎么定位自己的人生与角色?

彭怡平:我定位自己的人生其实很简单,用几个字就可以。我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我渴望自由的活着,自由的感受人生中接触的人、事、物,并且把这些感受用各种方式去记录、留存下来,与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分享。

范典: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到巴黎念电影专业?

彭怡平:我本来就是要从事电影工作,那时我在大学学了四种语言:德文、法文、日文、拉丁文。我可以选择的国家有德国、法国和日本,但因日本离台湾非常近,文化的交流算非常频繁,于是德、法两国成为我选择之一。有一次我应邀到台北国父纪念馆旁边一家咖啡馆作客,店主是留法画家曲德义,他为我做了一个热腾腾的苹果派,还调制了一杯苹果鸡尾酒,当时我就惊为天人,问他在法国以苹果为食谱的菜肴有多少道,他告诉我有三百多道。当时我真的很惊奇,简单的一颗苹果,就能幻化成为了三百多种不同的固体的、液体的料理,我想这个国家的文化非常的深奥,一定有值得我学习之处。因此,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法,而且待到现在算起来有18年了。学习5年后又因为工作关系,18年可以说从来没有跟巴黎分开过。对巴黎的研究和深化不断随自己的兴趣、学习、工作而展开,比如说我是里昂亚洲艺术节应邀的台湾嘉宾,还有里昂的台湾电影节、圆桌会议,台湾电影的专论、评论啊,邀请我在欧洲作巡回的摄影展,不断有邀请。从欧洲了解亚洲、非洲……

范典:你的专业是电影电视,又写专栏,又写剧本,你自己到底最感兴趣的是哪一方面?

彭怡平:应该说是所有美的东西。当然我的第一志愿是拍电影,在我有生之年一定会拍电影。我很小就知道自己想从事导演工作,因为电影是第七艺术。之前我就把电影之前的六大艺术循序渐进、每一项都研究透彻,比如建筑、音乐、文学、雕刻、历史、人类学、戏剧、舞蹈、美术……最后当我准备好了,我才去巴黎学习电影。

范典:你觉得电影是所有艺术的综合体,也只有拍出人生你当中第一部电影,才能把人生所学都表现出来,就如同你现在写书,都是可提供你人生经验、见识、方式方法的一个载体,对吗?

彭怡平:其实我写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是很意外的才成为作家的。当时我跟另外两个报导员写了一篇关于每个人想象中的巴黎的文章,就是我报导的那个部分引起了很大很大的、难以想象的回响,所以《商业周刊》的编辑主动约我写书。我想写什么好呢,于是专门跑到诚品书店逛了一圈,才知道现在还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写饮食,我就决定写一部真真正正、我认为的饮食文化的书籍。当时亚都丽致(台湾五星级大饭店)的老板空给我一礼拜,我就率领了两位摄影助理、我的文编美编,还有当时的行政主厨、法国主厨、行政外场人员,将近一百个人,用拍电影的方式写了我的第一本书叫《隐藏的美味》。写完以后有朋友说:你写得太好了,但是可能曲高和寡,台湾人看不懂。没想到我的书一下子就再版了。也就是说我进入文学圈是很无意的事,我只是把我生活里面一些很美好的东西,最重要的是那些观念的东西我把它写出来,我认为是台湾所缺少的。

范典:就像三毛一样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国内的许多媒体会找她写专栏,就是希望将国外的一些文化介绍进来,那现在国外生活的作家作者也是非常之多,你写的作品优势是否更多在于个性方面,或是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你把它写出来了?

彭怡平:其实我真的是截然不同于其他,在海外生活的旅游作家也好,或者是文学家,有一个点我跟他们很不一样。我写的作品在诞生之初都会有个观念,再者,我写的跟人有很多关系,跟那个国家的文化、历史有很多关系,我往往用一个历史家的角度去探究,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东西,我其实是将它放在一个历史的长河里面,少则百年,多则两百年,甚至千年的一个角度来描写这样一桩事件,再串联到我走过的五十多个国家,整个作品才得以诞生的。你说到三毛和我之间,当然她也是一个旅游作家,但是三毛可能为情感为荷西而流浪,但我往往都是独自旅游。

范典:你的旅程好像是带有研究性质在里面,而她更多是写自己的人生经历,是不是?

彭怡平:实际上是不一样,在我的人生经历部分,更多的时候我在想,这样的东西如果让中国人知道的话,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的旅行过程里面,上山下海,走的行程其实范围很大,也是有一种使命感才去旅行。除了浪漫,还有一些其它的东西,有很多深刻的东西。我不会去到一个地方就立刻写一本书,比如你手上现在拿的这本《安格尔的小提琴》,这是我在巴黎17年才得以把这座城市写成一本书。所以当大家读到这本书就会很惊讶,它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巴黎完全不一样?我写的角度,从春夏秋冬,写到地上的城市、城下的城市,从外在的形体、物质写到内在的气味、声音,还有历史、人文、感觉,方方面面,这绝对不是在巴黎走马看花、俯拾即是就可以把握住巴黎的脉动的。

范典:虽然你书中有注解,我还是想听你解释为何取了《安格尔的小提琴》这个书名?

彭怡平:其实这是针对当时台湾现状而写,我认为台湾社会欠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因此为这个观念而去写。《安格尔的小提琴》的书名源自于我当时在巴黎拉雪兹墓园,我常在那儿流连往返,书中有一个篇章特别去介绍它。当时我走到安格尔的墓前的时候,他的墓前写着简单的几个字:安格尔以其性格、其作品为世人永远景仰!这一句话开启了我对安格尔这位18—19世纪时期浪漫主义画家的研究,后来我发现他一生最著名的作品不外乎是那幅《土耳其浴女》,后人在研究这幅画时发现浴女的脊椎上面那个椎节,事实上比一般女人是多了好几截的,他们觉得这是不真实的。但是所谓何来呢?后来他们才发现,安格尔每次遇到一个他很喜欢的人以后,便会叫那人跟去他一间秘室,大家一开始以为会让那人欣赏他传世的杰作。结果发现是什么呢,在椅子上放了一把小提琴,他就在那个人面前一演奏就好几个钟头,完完全全沉醉在他音乐的世界里面,听的人一连听四五个小时都听傻了。

范典:是不是就是想告诉我们“生活在别处”那样的人生境界?

彭怡平:不是。安格尔谋生的工具其实是绘画,但是他把拉小提琴当作是人生当中最大的热情,他真正热爱的那个东西,而他这种热情一直持续、蔓延到他的绘画作品里,因此当他画女人身体的时候,女人的背脊就像那把他的小提琴一样,他就不知不觉就把它当作是琴把,就把它画多出来几节,这就是安格尔把他那种热情融入到绘画中去的那种与众不同的魅力,也正是法国的精神之所在,也是我认为当时乃至现在台湾社会非常欠缺的东西。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唤醒人们,人生里面每一个人活得最重要的应该不是谋生,最重要的是活出他的热情。把他的热情再转化到事业里面,让他的事业得以展现不同的样貌出来。所以整本书我分了两大部分,去描写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最重要的两个精神,一个是Passion(热情,激情),第二部分我写的是Lumières(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一种光芒,一种人性之光、思想之光、知识之光。这两段落我写了完完全全截然不同的故事,从地上走到地下,从布尔乔亚阶级写到居无定所的流浪汉,透过方方面面去呈现整个社会的样貌。

范典:所以这本书触动我的地方就有很多,你刚才讲到流浪汉,其实这本书提到了很多社会边缘人物,也是粉碎了大家对于巴黎那种浪漫、完美的普遍印象。但是流浪汉能说出雨果和巴尔扎克的区别所在,有自己的观点,是让人感到非常震撼的。书里你还提到安排一些失业人员在晚上学习写作……

彭怡平:对,那个是让我最感动的。我认为任何一个文学作品的诞生一定要经过生活真真正正的沉淀和思考。我们看到巴黎一些表象的东西,但是巴黎最美好的地方通常是没有地址的地方,在书里我也写了许多没有地址的点。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地方也是没有地址的,它有个名字叫“猫头鹰”。它为什么叫“猫头鹰”呢?因为在西方的世界里面,猫头鹰被认为是夜晚人间最好的伴侣,你会在墓园看到很多猫头鹰的雕像,它们就陪伴着这些往生的人,做他们最好的朋友。那这个地方呢,每天到了晚上九点半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些提着塑胶袋的人慢慢慢慢、亦步亦趋地走到这个地方,进入地下室,然后呢我在那个地方就发现来自各个角落的流浪汉,他们在这儿干什么呢?比如礼拜四,他们来学习写作的课程。教课的这位年轻男子才35岁,本身是医学院的高材生,他并不认为当小儿科医生是让他感到快乐的工作,这只是一个谋生的工作,一直到他无意中发现“猫头鹰”这个中心并成为里面的义工,直到现在他已经做了第四年。他每周四都风雨无阻地来到这个地方给这些流浪汉上课,每次都会带上自己的一个小作品,这个作品就给流浪汉灵感,流浪汉们就会用自己的纸和笔根据这个主题写下他们的一种感触,并且朗诵自己写下的文字。

范典:那这个组织有没有什么目的性,他们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彭怡平:这个组织是由法国的社工人员所组成,它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他们很希望让社会上那些居无定所的人能重新融入到社会里面,不要因为一旦失去了经济的收入而自排于社会之外。所以来参加的人不只是流浪汉,还有一些社会人士,又有布尔乔亚阶级,又有中产阶级,他们是自由的、开放的。所有人就在那个地方共同的参与写作课,大家在那儿是没有阶级的。因为在西方有一个重要的、深入到他们人心的基督教的精神,你也知道耶稣尚且能为不认识的人牺牲、流血、失去了他的生命,为世人受苦。这种精神深入到他们的制度里面,深入到他们的教育里面,深入到他们很多的行为里面,然后在社会幻化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事实上都是平等的,我都要把你和我都当作人看,我不会因为我有一点点钱我就高高在上,不会因为我的社会地位或工作你就必须尊敬我,而是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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