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復仇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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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德·布拉克在他的自傳《觀察者》書中提及兩代的博朗尼家族時,曾說:「博朗尼家族兩代的人,終其一生追求理想社會的實踐,最後,都歸於失敗。」布拉克從其經驗中學習到:「追求ㄧ個不完美,但可以接受的社會。」儒家認爲:「個人的修養最高境界爲『克己復禮』。」基督教認爲:教徒必須ㄧ生奉行「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佛家則說:修行在於「降龍伏虎」。這些都說明了人的欲望及情緒,必須透過內在的修爲及鍛練,才能將其納入良知與理智的管轄之下。也就是說,人在沒有被納入社會規範,或者在沒有他者的情況下,試煉就到來了。

近來,台灣社會於12天內發生三起分屍案,因爲,我們的教育體系不談個人的內在修爲與其道德教化,只談理想社會,偏偏,人類在追求理想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從來找不到通往理想社會的梯子與捷徑。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納粹的亞利安人至上、共產主義、墨索里尼的極權主義、無政府主義者、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波布的農業社會⋯⋯那一個不是打著理想主義的口號?結果呢?

就拿近來發生在華山大草原的社會事件。這些無政府主義者,起心動念,不過是追求一個仰賴自律來建構的和平社會,結果呢?一場悲劇。因爲,人類社會能夠自我約束並且管理自己的是極其少數中的少數。絕大多數的人,不過就是凡夫俗子,根本不具有管理自己的能力。

所以,春秋戰國時期,唯一能夠坐懷不亂的,也只有一個柳下惠。孔子見到鄭國的王妃南子時,也不由爲她的美色傾倒。孔子尚且如此,更何況他人?因此,左氏春秋中的墨家說:「殺人者死!古之大義。」在於「刑以止殺」。目的不在於報復,而在於阻止因一時氣憤或者衝動而殺人。故墨子講天志,即順天者昌、逆天者亡。

今日重看朴贊郁的「復仇三部曲」的首部——《我要復仇》(2002)。乍看之下,社會逼迫人走上絕路,絕大多數的個體,都是善良與安份守己的,然而,當法制與社會秩序走向失靈——這在《法律社會學》一書中就曾提出:1980年代美國社會的刑事案件中僅12%的刑案是找到犯人並且定罪。刑法應如何訂定以嚇阻犯罪?如果犯罪者還知道,我犯罪的罪刑是罪不致死,那麼,犯罪人除了僥倖逃過八分之七被法律制裁的處份,還可以從輕發落,法律就難以達到嚇阻犯罪的目標。這也是《我要復仇》裡劇中那些看起來完全沒有犯罪的意願,到最後,卻是不得不爲!因爲,他們生命中最親愛的人被奪去生命,而罪犯毫無悔意。甚至於找出一堆理由來合理化自己犯罪的理由。無法透過正常的司法途徑平息心中失去至親的悲痛時,他們又該如何面對生命不可承受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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